文|赵梦得

自然灾害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时有发生，这里面除了灾害带来的损失外，也同时考验了当时的社会治理能力。对于灾害的处置，在北宋当时也无外乎“诉灾、检灾、抄札和救济”​。因此这每一个过程就显得极为重要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作为北宋的大业的奠基人宋太祖，对救灾颇为重视，为了防止各级官员瞒报灾害，他特意强调了时间节点，规定上诉水旱灾情，夏天不能超过四月，秋天不能超过七月。因此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百姓所面临的“或秋而诉夏旱，或冬而诉秋旱，往往收割之后，欺罔官吏，无从核实，拒之则不可，听之则不信”的问题。此事到了宋太宗时期，对于救灾更是进行了时间段的精准规定“夏以四月三十日，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。”因此，凡是地方发生灾害，让官员不再敢推诿瞒报。“诸县灾伤应诉而过时不受桩，或迎遏者，徒二年，州及监司不觉察者，减三等。”显然这就是针对官员瞒报漏报灾情的制度化惩治措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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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。元祐元年，夔州官员看到当时有了灾情，老百姓流离失所却无人组织汇报灾情，由于时间紧急，未能向朝廷报告就先进行赈济，事后向哲宗汇报说:“臣见民间困急，不敢坐视，已依灾伤及七分以上赈济，所有专辄之罪，谨自劾以闻。”哲宗没有怪罪，还得到了奖赏。

发生灾害，北宋各级官员救灾程序是如何进行的呢？

在当时，检查灾情一般分两步进行“令佐受诉，即分行检灾。”​就是官员上报，然后朝廷派出人员进行核对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抄札，就是登记受灾人口面积和估计一下受灾程度。比如在宋神宗熙宁九年时“河东地寒，九月内许抄札不能自存之人，自十月一日起支米豆，至次年二月终。如额定米豆有剩，即尽数支至三月终。”

北宋农民

比如有一次京城发洪水，然后朝廷下发旨意“令抄札贫下人，各以本局印，印给帖子，赴就近官居给钱。”此外，对于抄札也有时间限制，一般不得超过十个月。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端，尤其赈灾中官员胥吏合伙贪污的事情时有发生“抄札之时，里正乞觅，强梁者得之，善弱者不得也，附近者得之，远避者不得也，胥吏里正之所厚着得之，鲧寡孤独疾病无告者未必得也。”因此往往受灾的居民“数赴点集，空手而归，困踏于风霜凛冽之时，甚非古人视民如伤之意。”灾后重建，北宋是如何进行的？​在北宋，水旱和蝗虫和瘟疫属于常态灾情，因此发生这样的灾害时，粮食成了重要赈济手段。“宋之为治，一本于仁厚，凡振贫恤患之意，视前代尤为切至。诸州岁歉，必发平常，惠民诸仓粟，或平价以粜，或贷以种食，或直以振给之，无分于主客户。”​《救荒活民书》总之赈灾方法是先让灾民有饭吃，然后逐步通过其他方式如借贷、便宜粮食等等方式逐步恢复生产。即灾害物资管理，减免赋税、社会福利、抗灾自救、医疗卫生管理等五个方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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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施行下来就是设置粥场，直接赈济没有饭吃的济民，“遣使分诣京城门，赐饥民粥”​这是宋太祖时期的粥场。这一方式，在宋仁宗时期也被广泛应用“诏开封府界内诸县作糜粥以济灾民，诸灾伤州军亦如之。”此外对灾情提供粮食，如赈给、赈粜和赈贷，逐渐从最低层往上延伸。

此外还有赐给等赈灾方式，就是免费发放饥民口粮，如“诏赐沂州饥民种食”​和宋仁宗“赐河北路诸州军因水灾而徙他处者米，人五斗”，除了粮食，仁宗有时还直接给灾害中失去亲人家属钱，“父母妻赐钱三千，余二千。”因此宋仁宗的仁爱之名确实不虚，让我们很容易想起这位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模样。

除了粮食紧急外，临时安置也十分重要​。

除了吃饭问题还面临另外一个灾民安置问题，比如一旦发生水灾、地震，所能居住的房屋顷刻化为乌有，那么这时如何解决临时居住成了救灾的重要关键。在北宋为灾民准备的住所一般都是由政府紧急建造，有时也使用官屋给灾民临时居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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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118年，东南一代发生山洪，房屋大面积倒塌，朝廷收到奏报后“许借诸司斛斗赈给，或劝诱上户借贷。仍多作船阀济渡，及权以官物，搭盖屋宇，广令安泊。”​此外灾害之后往往会发生疫情，这时候如何快速处置考验了官员的协同能力，因此朝廷往往要承担灾害中死去的百姓，以免发生疫情。比如“凤州贫民不能藏者，弃尸水中”，一位叫雍慎的官员自己拿钱给他买了块地安葬，以免发生瘟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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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就是灾后重建问题，这样的时候朝廷所能做的就是减免赋税或以工代赈和帮助修建房屋。这样的时候，国家税收虽然减少，但却能够安定民心，快速恢复生产。在皇祐二年，“范文正公知苏州，年饥，召诸寺主僧，责令处处修建，官亦大兴公役，由是饥民糊口于公私者日以数千。”​可见范仲淹这种以工代赈的方法非常有效，此后也成了宋朝的救灾重要办法。因此，从这几个方面来看，北宋的救灾和重建影响深远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仁宗时期更为体恤民生，相反到了徽宗时期，这种成效大打折扣，因此北宋的突然灭亡也是不无道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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